作者：張穗風 Sui-feng Chang[1]

讀本：Scott, James C.著，翁德明譯（2019）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台北：麥田出版。

前言

《反穀》（Against the Grain）一書，由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寫作，原書於2017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而後在2019年，由翁德明翻譯成中文後，由麥田出版。斯科特1954年進入大學，於威廉斯學院（Williams College）讀政治經濟學，而從1961年開始，斯科特進入碩士和博士階段，則是在耶魯大學讀政治學。斯科特於1967年取得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斯科特的學術關懷主要在於政治經濟學、比較農業社會、霸權和抵抗理論、農民政治、階級關係理論和無政府主義。[2]

斯科特在過去便有許多著作出版，包含1980年的《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年的《支配與抵抗藝術》（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1998年的《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2008年的《逃避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3]

從斯科特過去四十餘年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斯科特關注的點，在於國家行使權力的同時，基層人民如何反抗或逃離其意志，並衍生出跳脫讀者既有想像的生活方式。斯科特的研究對象可以是馬來西亞的農民，也可以是東南亞高地的居民，不拘於特定地點的研究，使得斯科特擁有從世界的各個角落挖掘研究靈感的能力。

而《反穀》一書中，斯科特想要探討的主題是：質疑定耕農業是否為人類文明之根本。本書探討許多問題，包含：定耕農業與文明社會的關聯？國家如何利用定耕農業作為統治手段？存在於現代國家之前的人類社會，定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互動為何？以下便讓筆者簡單介紹《反穀》一書的寫作內容。[4]

 

定耕農業未必優於狩獵/採集/游牧/游耕生活

斯科特一開始提問，人類進行農業活動最早可追溯至一萬兩千年前，但具有階級分化的、徵稅的政治實體，卻到了五千多年前（約西元前三千一百年）才在西亞的兩河流域出現，斯科特好奇，如果農業是文明社會建立的基礎，為何兩個時間點會差距四千多年？作者進一步思考，人類從早期的游牧生活，進入到定居、定耕的生活型態，是出於自願或是受外力所迫？[5]

斯科特闡述，他認為早期國家的興起確實和農業有關，無論核心作物是小麥、大麥、稻米或玉米，其共通點為：皆是明確的、可丈量的，方便統計收穫數量的作物。斯科特對於國家的想像，則是一個「國家性」程度高低的組織制度，其判別標準包含：是否有專業行政人員、社會階級、稅賦與分配制度的出現等。[6]

斯科特接著提及美索不達米亞沖積平原，指出河口的部分容易成為濕地地形，但濕地竟然是最早出現大型定居點的地方。[7]斯科特說明，濕地成為定居點的原因，在於其物產豐饒的特性，在此地會出現魚類、鳥類、哺乳動物，也有植物在此生長，因此若是定居在此，僅需盤算如何集體採集與狩獵，便有享用不完的資源。[8]

至於農業的部分，由於河口濕地經常氾濫，因此只要將草本植物的種子撒在淤泥上，便可得到水分供給，而自然成長茁壯。若是想要控制水源，只需築起天然堤，視情況而掘開小缺口，便可人工引發小規模氾濫，斯科特稱這種農法為「洪退耕作農法」。[9]斯科特透過對兩河流域的濕地的探索，告訴讀者，文明未必出現在地基穩固的平地上，而有可能從潮濕的泥濘中長出。早期人類在這片泥濘中發展出的生活方式，卻可能讓都市長大的現代文明人打從心底感到驚訝。

斯科特繼續探索古代的農業文明。他對農莊進行深究，指出人類馴養動物（如綿羊、山羊、牛、豬）的能力可以生產出糧食[10]，但卻未必是最佳的手段。和動物保持近距離的密集群聚之生活，可能導致人畜共同疾病的傳播。[11]此外，斯科特認為，以農莊的方式馴養動物，讓人類對於自然的實用知識比起狩獵時代來的減少，也讓飲食選擇窄化。[12]

斯科特從前述內容，告訴讀者：定居定耕實際上有其缺點，因此人類為何選擇定居定耕應有其他理由。斯科特引用人口統計數據，表示一萬兩千年前（約西元前一萬年）世界人口約四百萬，而七千年前（約西元前五千年）世界人口僅上升至五百萬，因此斯科特表示定居定耕生活並沒有帶來「人口爆炸」。斯科特進一步說明，定居定耕的生活型態伴隨而來的流行病，是人口始終無法顯著提升的可能原因。[13]斯科特說明，農莊內的各個物種，帶給農莊近千種人畜共患疾病，但這些疾病起源於非人類的宿主，最終都會傳染給人類，而人類卻不會再傳染給非人類的宿主[14]。[15]

定耕農業的挑戰，則還包含像是蝸牛、蛞蝓、昆蟲、鳥類、囓齒動物的掠食者的侵襲，作為定耕農業的農民，必須絞盡腦汁來防範這些動物造成農作的損害。[16]由上述內容，斯科特反駁了一種過去常見的論述：植物的栽培與動物的馴養使人類定居，進而讓文明和國家誕生於世界的舞台。事實上，則是：定耕農業與馴養家畜是十分脆弱的生產方式，甚至可說比狩獵、採集、游耕等生活方式來的容易受到毀滅性的打擊。[17]斯科特在此埋下伏筆，預示他在後文即將闡釋的，定居定耕的生活形式成為人類社會主流生活方式的決定性因素。

 

定耕農業作為國家的統治工具

斯科特接著著手回答農業與國家的關係。斯科特說明，國家的興起需要在一個可以容納大量人口的地區，並且可以徵收足夠的稅收。[18]西亞的兩河文明和中國的黃河文明皆符合此條件。另外一個有助國家形成的條件，是能否進行水運。透過水運，可以和周遭生活的人群交換所需的物資。[19]斯科特表示，國家若要徵稅，便會希望國民種植方便統計和儲藏的作物，在此條件下，穀物比起豆類、塊莖類作物，其長在地上、顆粒小，是最適合的選項。[20]

斯科特進一步說明，國家若要進行資源盤點，比如說統計人口和收稅，便需要書寫工作與文書工作。對於農民來說，書寫的文件就是統治的起源，因此若要反抗起義，第一步就是把國家的文書燒毀。[21]如果說書寫的紀錄是國家遺留的痕跡，那麼國家消失時，呈現失落的歷史的黑暗時代，比如說西元前一千兩百年到西元前八百年，古希臘城邦聯盟的解體，也許是人類重返自由生活的時期。[22]

斯科特闡述，國家為了鞏固自身的存在，因此會想方設法留住自己國內的居民，讓他們繼續耕種和繳稅，國家才得以持續存在。[23]人口被各種方式所束縛，包含持續耕作的農民，以及付出勞動力為主人服務的奴隸。[24]或許我們可以說，家畜在農莊內被馴化，奴隸在國家內被馴化。[25]斯科特說明，國家這種制度在人類歷史中，剛出現的初期，其實是十分脆弱的，不僅需要確保收稅，也要掌握國內有農民在持續耕種，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或是古埃及文明，都有從歷史舞台中消失的紀錄。[26]斯科特表示，在美索不達米亞的烏爾第三王朝，因遊牧民族的入侵而崩潰後，該地應該經歷了長達一千年的農村化，而非都市化。[27]我們可以理解為，國家是集權的、人口密集的，而游牧生活則是游離的、人口零散的。

斯科特說明，國家的衰亡也有不同形式，可以是突然瓦解的，也可以是緩慢消退的。前者的可能原因如突發的流行病，使得居民集體棄守該地，而後者的可能原因如土壤鹽漬化，使得糧食產量持續不斷地下降，人口也隨之緩慢的流失。[28]當然，戰爭也是國家衰亡的原因之一。一個國家可能因為自身資源的不足，因而攻打他國，不僅可獲得糧食，同時也可帶走人口，充作奴隸或者其他用途的勞動力。[29]

但國家的衰亡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民未必是壞事。斯科特闡述，應將國家的「崩潰」視為正常發生的歷史現象，其僅僅是人口的集中、分散、再集中的循環過程中的一個節點。[30]居於國家之中的居民可能是農牧兩棲的。農民可能會在游牧民族與定居民族兩者間反覆來回。[31]本書來到了最後，斯科特開始解釋何謂「野蠻人的黃金時代」。

 

野蠻人的自由，以及屬於他們的「黃金時代」

如果從歷史遺留下來的文本或是遺跡進行推斷，對於過去人類文明的想像就會是城市、城邦、國家等制度，但其實更多數的人類並沒有受到統治，而是以游牧、游耕的生活形態存在，而我們習慣稱其為「蠻族」（barbarians）或「野人」（savages）。[32]斯科特表示，在國家首次出現的時間點，以及其開始宰制著非國家體系的人民的時間點，兩個時間點之間的階段，可以稱之為「野蠻人的黃金時代」，原因是他們不僅可以享有游牧、游耕的自由生活，同時也可以定期掠奪小國，或是和國家進行交易，補充物資。[33]

斯科特說明，野蠻人並非缺乏文化，只是以國家/文明中心的視角觀看時，其位於較邊陲的位置，被視為是落後的、尚未開化的。[34]事實上，本書的目的之一，便是要證實在既定的印象中，被認為是野蠻人、不受國家管束的一群人，他們的生活型態如何值得我們借鑒學習。斯科特表示，野蠻人和文明人其實為雙胞胎，[35]在野蠻人和文明人的界線建立後，仍然有野蠻人被國家納入管轄而成為文明人，也有文明人不願受國家剝削而自願離開文明，成為野蠻人。因此，在文明人與野蠻人同時存在的那個時空──也就是最早國家的出現到距今約四個世紀的時間之間──可以稱作是蠻族的黃金歲月。[36]

本書讓讀者可以重新審視野蠻人的存在及其生活，進而省思農業之於國家的作用。很有可能，並不是因為農業的誕生才導致國家形成，更可能是一個政治實體透過農業的方式，來控制人民的生活與行動，使得國家生成，在此之中，穀物便成為國家進行統治的工具。反對穀物為文明/國家的起源，我想這便是斯科特將書名定為《反穀》的原因。接著，我們來思考《反穀》一書的貢獻及其不足，並試著透過斯科特告訴我們的這些內容，來反思我們人類所處的當代社會的生活。

 

《反穀》一書的貢獻與不足

筆者以為，《反穀》一書的貢獻，在於讓學界和讀者重新思考「野蠻人」與「黑暗時代」，乃至於整個狩獵、採集、游牧、游耕的生活型態，對於人類的價值。若是從考古遺址或是歷史文書去認識人類過往的歷史，容易會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從傳統部落社會，經由封建國家或帝國，再前往現代民族國家的線性發展，但斯科特便是打破了這種線性發展，指出人類並非共同肯定國家的發展是對生活有所福祉的，反而是掌握國家權力的少數人，試圖攫取更大量的領土、資源，以及勞動力，因此國家的制度從草創初期的不穩定狀態，如兩河流域的城邦國家，或是古埃及文明，到後來已然變成一股無法擺脫的強勁力量，在近四百年來，往全世界尚未有國家統治的領土不斷延伸勢力，全世界的陸地不斷地受到「領域化」，最終成為我們現今所見的世界地圖：全世界各個地方由國家劃分，除了南極、北極等少數地區，地球上幾無陸地尚無國家的存在。國家的制度在歷史過程中被真言化了。

事實上，《反穀》一書也在許多地方獲得回響。英國《衛報》網站刊登了一篇由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寫作的書評，[37]在書評中，坎利夫將《反穀》一書如何反駁「擺脫狩獵採集生活方式意味進步」的說法，做了詳細的說明。坎利夫並評論斯科特的作品是「對人類與環境之間永恆衝突中暴露的深層力量的分析」。[38]在倫敦政經學院網站上，也有一篇由羅絲．戴勒（Rose Deller）寫作的書評，[39]其則指出《反穀》一書「重新評估國家在政治思想中的角色」，[40]並「對當今國家機構所謂的必然性和中立性進行至關重要的批判性質疑」。[41]從以上書評，可以看到學術界對於《反穀》一書的主要貢獻為何。

但，《反穀》一書固然有其貢獻，筆者仍想提出一些疑問：難道定耕農業/文明在生活中所缺少的，在過往的狩獵/游耕/游牧社會便不存在嗎？儘管斯科特在書中，以兩河流域河口的濕地為例，指出狩獵/游耕的生活方式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是可行的，但狩獵/游耕社會比起具有都市的國家，較缺乏文書的記載，因此我不禁想問：難道野蠻人的生活必定是健康的嗎？生活於他處的野蠻人，不會面臨到食糧缺乏、流行病等人類常見的生存挑戰嗎？我認為，關於野蠻人的文書記載的缺少，給了現代的歷史學家詮釋野蠻人的生活文化的空間，因此在此也想提出一些筆者對野蠻人的生活的不同猜測。

筆者的其他疑問，在以下會從兩個角度出發：一為，在現代國家的管理下，現今人口已經突破80億，[42]和七千年前的世界僅有500萬人口，已然差了1600倍，在人口如此眾多的情況下，游牧生活是否尚有可能存在？另一為，在現今世界快速全球化，人口、物資、資本快速於全球各國流動的情境下，流行病的防範的可能性在何處？如同COVID-19於2019年末從中國武漢發跡，[43]在隨後的三、四年，對全世界造成許多不可逆的損害與後續影響，在《反穀》書中，也許當城市爆發無解的流行病時，可以捨棄城市，另覓他處生活，但這種做法在當代社會是否仍可行？此乃筆者好奇的點。

筆者在此進一步闡述兩個角度的疑問，並給出自己的一些想法。關於人口快速成長下，人類可能的生存方式，筆者認為：既有的「野蠻人的黃金時代」已過，若是過多的人口採取狩獵/游牧/游耕的生活型態，地球上的資源大概很短的時間就會被使用殆盡。在人口快速成長的當代，透過機械化耕作以及工業化的畜牧業養殖，快速且大量地生產，以確保足夠的穀物與肉品供應，筆者想是必要手段。

至於和流行病共同生存的未來可能，筆者以為，由於當代的個人對於私有財產的重視，所以就算疾病來襲，大概也很難背棄自身財產（動產及不動產），而會想要固守既有的生活空間，而現代醫學比起過往也更加發達，因此面對流行病的來襲，可以透過現代醫學加以拆解（診斷病情、生產疫苗、對於戴口罩和移動的限制，等等），進而讓整個社會的民眾可以度過疫情，我想這是有別於野蠻人的黃金時代，而屬於當代文明社會的生存作法。

 

結語：定耕農業與集權政體的選擇性親和

筆者想要借用韋伯（Max Weber）的「選擇性親和」（elective affinity）概念，為本文作結。從斯科特的《反穀》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定耕農業與集權政體在歷史的舞台相遇，使得定耕農業成為集權政體鞏固人民居所以及糧食生產的手段，而此集權政體隨著國家性程度的提升，漸漸加強其對人民掌控的權力，最終，其成為了在統治權力和基礎行政權力都達到高峰的政治體制，可以用「現代國家」或「民族國家」稱之。現代國家不再需要定耕農業作為統治工具，而是透過更全方面的掌控，如戶籍、教育、納稅等，在當代工商業發達的浪潮下，仍能持續再生產其自身。正如「選擇性親和」概念的核心，兩個事物在歷史的舞台相遇，形成了新的結果：一個強而有力，不再需要其他事物便可不斷再製的事物，如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與資本積累的行為，最終生產出席捲世界的、如同鐵籠一般的資本主義。

最終，筆者想說，我們以不同的角度審視人類歷史的同時，也需思考人類的未來該何去何從，可以有怎麼樣的可能性。

（本文初稿為2024年洪廣冀老師「環境史導論」課程報告）

封面照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圓柱印章(在阿卡德時期，神話場景的種類大幅增加。在這枚印章上，一位坐著的植物女神正受到另外三位神祇的迎接。女性身上長出穀物的穗莖，而兩位男性則長出樹枝，這可能是在暗示某個特定的神話故事。)
圖片取用自維基共享資源，館藏於美國巴爾的摩的沃特斯藝術博物館（Walters Art Museum）。

 

參考資料

中文書目

Scott, James C.著，翁德明譯（2019）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台北：麥田出版。(Scott, James C. (2017) Against the Gra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西文書目

Cunliffe, Barry. (2017/11/25) Against the Grain by James C Scott review – the beginning of elites, tax, slavery. In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7/nov/25/against-the-grain-by-james-c-scott-review (accessed date: 2024/11/01).

Deller, Rose. (2017/10/30) Book Review: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by James C. Scott. In LSE Review of Books. https://blogs.lse.ac.uk/lsereviewofbooks/ (accessed date: 2024/11/01).

Gill, Victoria. (2021/07/10) Covid origins: Scientists weigh up evidence over virus’s origins. In BBC.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57782955?form=MG0AV3 (accessed date: 2024/10/22).

United States News. (2024/07/11) Growing or shrinking? What the latest trends tell us about the world’s population.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4/07/1151971?form=MG0AV3 (accessed date: 2024/10/12).

Yale University. (n.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https://politicalscience.yale.edu/people/james-scott (accessed date: 2024/11/01).

 

[1]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生。Master’s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通訊作者（E-mail: r12228004@ntu.edu.tw）

[2] Yale University（n.d.）。

[3] Yale University（n.d.）。

[4] 以下內容會將對應到《反穀》一書的頁數標出。

[5] 頁25-28。

[6] 頁44。

[7] 頁69。

[8] 頁74。

[9] 頁88-89。

[10] 頁104。

[11] 頁110。

[12] 頁119。

[13] 頁126-127。

[14] 頁133。

[15] 值得一提的是，斯科特表示中國的東南部──特別是廣東省──由於人和豬、雞、鵝、鴨等家畜，以及各種野生動物市場在此共同生活，因此很容易成為新禽流感或新豬流感病毒豬的培養皿（頁134），某種程度上似乎預言了2019年末COVID-19全球大流行的發生。

[16] 頁140。

[17] 頁141-142。

[18] 頁155。

[19] 頁156。

[20] 頁160-161。

[21] 頁170。

[22] 頁177。

[23] 頁188。

[24] 頁192-193。

[25] 頁195。

[26] 頁222-223。

[27] 頁226。

[28] 頁237。

[29] 頁228。

[30] 頁245。

[31] 頁247。

[32] 頁258-259。

[33] 頁261-264。

[34] 頁265。

[35] 頁285。

[36] 頁290。

[37] Cunliffe（2017）。

[38] 原句為”an analysis of the deep force exposed in the eternal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their environment.”。

[39] Deller（2017）。

[40] 原句為”…re-evaluating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political thought by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agrarian states to challenge narratives of progress founded on state formation.”。

[41] 原句為”…for encouraging vital critical interrogation of the supposed inevitability and neutrality of state institutions today.”。

[42] United Nations News（2024）。

[43] 詳見BBC（2021）。在該新聞中指出，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20年派遣調查小組調查COVID-19如何出現，儘管沒有找到呈現COVID-19陽性的動物宿主，或是首例確診的人類個案，但專家團隊認為，存在於中國的活體動物市場是新疾病產生，從動物傳染給人類的溫床。另有一說，為病毒可能由武漢病毒研究所意外洩漏，但至今此種說法仍尚未證實。可以知道的是，中國在二十年內產生兩種蝙蝠冠狀病毒人畜共患病（第一次為SARS），皆對世界產生影響，若不仔細審視病毒的形成與散播，可能於未來對世界產生無遠弗屆的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