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奕儒（現為台灣大學地理系學生）
隨著人類活動所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與全球暖化問題逐漸浮上檯面，「減碳」與「永續」開始成為令人無法抵擋的浪潮，不僅國際組織、政府及各大企業相繼開始訂定溫室氣體的排放標準及淨零碳排（net zero）路徑，一般而言較難以聯想到溫室氣體排放的大專院校也開始被要求進行減量計畫，在永續方面的投入甚至會被納入大學國際排名的評比標準之中。例如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自2019年起，每年都會公布「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作為評選大學的基準，迫使更多的一流大學必須在永續及減碳政策上有所作為，才不會在激烈競爭遭到排名的淘汰。筆者所在的台灣大學也乘著這股潮流，每年開始定期公布大學社會責任報告書、擬定溫室氣體排放盤查計畫、更宣誓在2048年要達到碳中和（carbon neutrality），讓學校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可以全數移除或抵銷。
地理學作為一個時常討論、批判及反思環境議題的學科，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肩負緩解氣候危機的重大責任。高等教育機構的地理系所在培養學生學習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同時，也應該要好好注意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尋求改變的方法。學術部落格Geography Direction的一篇文章便梳理了國外大學地理系的排放問題。文中提到，實現淨零碳排需要所有部門及行業持續的轉型，大專院校作為培養下一代「永續人才」的機構，也需要找出一個可以持續研究與教學、但卻不會增加全球暖化問題的排放路徑。
首先，文中以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為例，說明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如何與地理學研究及教學產生密切關聯的。透過調查及盤點可能的溫室氣體排放源，杜倫大學地理系一共找出三個主要的碳排來源，分別是：校園內教學設施用電所帶來的能源排放、師生研究活動所帶來的航空旅行排放、及學生進行跨國地理實查的航空旅行排放。若將這些排放源對應至國際間最主流的碳盤查標準（ISO 14064），可以發現大專院校的地理系所幾乎不會像工廠一般有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問題，而是透過使用電力、交通運輸等間接碳排放的方式產生溫室氣體。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倫大學地理系的碳排中，航空旅行是最大的單一排放源，甚至比起教學設施用電的排放量高出三倍。除了教職人員在做跨國研究及跑國際研討會時需要時常坐飛機之外，國外大學地理系的跨國地理實查傳統也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有較高的碳排。
（圖片來源：Geography Direction）
既然坐飛機旅行是造成最多碳排的環節，那麼為了減少排放量，我們是否應該要減少地理系教授做跨國田野的次數，或是阻止學生到外國進行地理實查呢？文章認為上述這些會大幅影響研究及教學品質的減碳措施都不太值得，反而應該多鼓勵研究人員以線上方式參與學術研討會，並且尋找讓學生可以用飛機以外的其他大眾運輸工具就能到達的實查地點，達成同樣的學習經驗。COVID-19疫情帶來的各種遠距工作經驗其實開啟了新的減碳方式，充分運用線上工具及視訊會議對減少碳排很有幫助，也不會太過於影響教學及研究。不過，即使文章中列舉了一些減碳的方法，在無法擺脫必要的航空旅行及電力需求的狀況下，看起來國內外的大專院校還是離淨零碳排的目標有很大的距離。
不過，在找出所有現在可行的減排方法之後，詢問減量計畫所牽涉到的重大利害關係人也可以跟進一步找出未來可以努力減碳的方向，文章便調查了身為利害關係人之一的杜倫大學地理系學生，透過問卷了解他們對特定減碳措施的意見。結果發現，絕大多數學生都支持要增加永續議題在教學內容中的比重（More teach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也贊成校務基金對高污染產業撤資（Divesting from fossil fuels），更鼓勵在校內進行永續議題的公民行動（Encouraging environmental citizenship on campus）。這些學生的想法也很大程度地呼應台灣國內的大學生對校園永續議題的想法，也有助於地理系在兼顧教學時降低自身排放的碳密集度（carbon intensity）。
回到國內，目前台灣部分大學正在如火如茶的進行大學永續轉型的宣示與規劃。無論這些大學的核心動機是為了減緩全球暖化，還是增加自身在國際大學排名的能見度，地理學作為一個密切關注永續議題的學科絕對能在減碳的過程作出一定的貢獻。國內大學的地理系所也可以開始正視自己在教學及研究上所產生的間接二氧化碳排放，擬定減碳的措施、調查各利害關係人的意見，進而找出一條通往淨零碳排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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