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俊頤（台大城鄉所博士候選人）

謝謝中國地理學會與洪伯邑、洪廣冀老師的催稿邀請，讓我能在會刊上分享對於〈田野科學與其基礎建設：以臺灣地下水觀測網為例〉這篇文章和寫作想法。

先從一個乍看離題的事件開始說：就在幾日以前，我看到新聞報導歐洲議會投票通過宣佈氣候緊急狀態。此外，同一則新聞也剪輯了英國媒體邀請各黨參加氣候辯論，結果未出席政黨代表被主辦單位諷刺意味十足地在發言台上放上一個正在融化中的冰雕。[1] 在今日，氣候變遷似乎已經成為毋庸置疑的事實，多數人認為，關鍵的問題是人類該怎麼應對它。

換個場景跟主題，臺灣中南部超抽地下水與地層下陷問題也引發許多政治爭論，但是無論立場如何，也很少有人去問，那些對於超抽地下水與地層下陷的說法，究竟是怎麼樣得出來的。換句話說，儘管明知科學知識會影響我們的環境決策，我們卻往往對於科學知識如何生產視而不見。

如果前兩段文字挑起您的敏感神經，甚至是覺得有點不爽的話，別急，我並不是川普那樣的氣候懷疑論者，也不打算去質疑或是挑戰目前對於地下水超抽與地層下陷的科學研究。我──以及這篇文章──只不過是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怎麼知道環境變遷的？乍看之下，這如果不是一個環境研究者，就是一個科學史宅男才會問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不是完全沒有意義：當我們過度著重於科學研究的結果、以及我們怎樣因應這些科學研究的結果做各式各樣的政策時，我們也就認為自己不可能稍稍理解科學，也就在當代看似「人人有責」的環境議題中，把科學放在一個黑箱內。當然，這樣做有好有壞，從好的角度看，我們可以說我們尊重專業、讓科學家有充分的空間好好做出有貢獻的研究；從壞的角度看，我們或許會漸漸地忘記了在這個過程中，科學家到底付出了什麼努力、才智，他們受到了什麼樣的限制、以及，誰是和他們一起克服萬難完成工作的夥伴。

當然，這篇文章也有更嚴肅的面向：我們對於環境事實的理解有賴於特定的知識生產過程，這套知識生產過程一方面意謂著對於知識品值的保證、但也意謂著排除那些不能進入知識生產過程者。但是，他們可能是有話想說的人、或是生活將會受到這些科學知識與後續政策影響的人。我在前期調查中注意到，這種知識生產的門檻也包括對於基本的環境資訊之蒐集與掌握，而這又與大量環境資訊監測、調查設備有關。因此，我試圖用「科學基礎建設」（scientific infrastructure）這樣的概念來把握這種狀況。科學基礎建設有雙重意義：第一、它指得是地下水觀測系統之中那些持續或是一次性收集環境資訊的設備。第二、它指得是讓我們能夠持續偵測、理解環境變化的基礎條件，在理論上，這些條件包括了人、制度、設備等等。

另外，與許多環境科學類似，研究地下水必須走到戶外，這種以「田野」做為科學空間的科學活動，是「田野科學」（field science）這個學科的研究主題。田野科學雖然是科學史的一個次分支，但與地理學的興趣卻相當接近──它關心田野空間的特殊性與知識生產的關係。在這樣的觀點下，我看到了那些在田野中努力蒐集環境資訊的人，究竟是透過什麼樣的實踐方式完成他們的工作，這些實踐方式又呈現了什麼樣的風格？

我的發現是，從地下水觀測網的個案中，確實，專業的科學家以及願意支持觀測網的官員都相當重要。但是如果沒有那些在田野中協助工作完成的各種協力者與技術專業者，以及那些提供設備等後勤支援的鐵工廠，這些工作同樣也沒有辦法完成。這些助手、工人、鑽探師傅、工廠人員，往往隨著任務結束後隱身於幕後，但他們支持並影響著我們對於環境的理解。

最後，除了注意到「有誰」協助完成這些工作外，更重要的是應該以什麼樣的「關係」把這些各式各樣的人與物結合在一起。對此，我在文章中試圖提出「有限標準化下的異質連結」這個概念，我想說的是，面對無法完全控制甚至是充滿意外的田野科學工作，標準化的操作流程或設備規格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彈性的調度、組裝各式各樣的行動者能讓調查工作得以完成，卻是科學研究中至關重要又少為人注意到的重要能力。


水利署在雲林的某個地下水觀測井。這是一口井、是一個環境監測設備、也是構成科學基礎建設網絡中的某個元件或節點。（何俊頤提供）

參考資料

何俊頤（2019）。田野科學與其基礎建設　以臺灣地下水觀測網為例。地理學報，(93)，1-34。doi:10.6161/jgs.201908_(93).0001

[1] 林孝儒編譯（2019年11月29日）。歐洲議會投過通過 宣布氣候緊急狀態，公視新聞網。網址：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56714。上網日期：2019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