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註：本文為「任職於非地理學系的地理學家」系列）
廖珮岑（中國地理學會會刊網站小編）
走在森林裡，用雙腳感受地面的高地起伏，風吹過，溫度慢慢下降，濕氣越來越重，光線從樹梢間灑落，形成零零落落的影子。你開始感受周遭，也跟著走到了那裡。接著，耆老對你說：「這裡就是我們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這個地名你永遠都不會忘記，這就是你要坐下來的地方。」官大偉閉上眼睛，彷彿跟著耆老再次親臨現場，泰雅地名名為「坐下來休息」的地方。
如同回應官大偉在訪談一開始所言：「我的求學過程其實是非常situational的（境遇的）。」用身體親自感受與學習，官大偉遊走於各個田野，不斷認識自我、自身民族的社會文化，以及民族所在的地方。
壓抑與矛盾，平地長大的泰雅族孩子
喜歡讀書的官大偉，習慣開學拿到課本就把書本從頭到尾看一次。當時有門課是生活與倫理，其中一課是吳鳳的故事。「才剛開學，我就覺得這個故事不太妙，就是覺得這個實在是……。」官大偉看著遠方，發出「嘖」的一聲。他還記得當時老師在台上講著吳鳳故事的那天，回到家他就哭了。「媽媽問我：『你在哭什麼？』我說：『我們的祖先很壞，為什麼可以這麼壞去砍人頭。』」
那時候，官大偉才國小，全班只有他一個學生是山地人，即使他從小就在平地長大。
當時的台灣社會尚未有「原住民」這個稱呼，而是依據住在平地或山地，稱呼原住民為平地或山地同胞，並且皆必須取漢名。國中考高中那年，官大偉拿著准考證進入考場。那張不同顏色的准考證，配上原住民特有的入學優惠與加分制度，使得官大偉感到非常不自在，這樣的與眾不同時常伴隨在他的身邊。
「為什麼我可以跟別人不一樣？」是他從小到大一直有的疑問。
即使如此，官大偉從小就在課業上展現過人的天賦，是個一般社會定義下很會讀書的孩子。曾有人跟他說：「你功課很好耶，很不像原住民。」在這樣的氛圍下，使得有著原住民身分的官大偉，更加定立在課業上努力的志向，「我要隱藏自己，在學業上好好表現」。而照著一般升學的步驟，官大偉最後考上陽明大學醫學系。
社會的召喚，身分認同的翻轉
官大偉上大學後，加入北區山地大專生聯誼會（以下簡稱北山聯）。「加入聯誼會後，我才開始認識其他學校的原住民學生，也才開始意識到說，欸！原來有一群跟我一樣的人。」北山聯中有許多從小就在部落長大，比較晚才到外面求學的學生，生活背景與官大偉全然不同。其中，有位比較活躍的北醫醫學院學長，一身黝黑皮膚，幽默風趣的談吐，是個符合外界對原住民典型印象的排灣族學長。他時常在活動中跟學弟妹開玩笑：「你表現不好的話，我就要開除你的山地籍喔！」
「我那時候很震撼，原來山地籍是一件驕傲的事情，所以你如果表現不好，是會被開除的。」至此，官大偉從小到大對於山地生低下負面的印象被全然地翻轉，「我才發現這不應該是一種汙名，反而應該要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
1990年代初期，正在經歷一連串的民主化運動，其中也包含許多原住民社會運動。「我後來擔任北山聯的會長，參與過廢除蒙藏委員會，要求成立原住民組織委員會的運動，以及第三次還我土地運動等等。」彷彿感受到社會的召喚，官大偉投身於社會運動，積極參與街頭的抗議與遊行。
「然後，我就被退學了。」官大偉嘴角微微上揚，輕笑一聲。
被退學後的官大偉重考一次大學，居然還是被他考上了醫學院，查覺自身對醫學沒有熱情，為避免自己再度陷入同樣的經歷，他進入到台大土木系。「但是，台大就更多學生運動了，所以我在校園周邊的時間可能比在裡面還多。」官大偉這次笑得更加燦爛，對於投身社會運動似乎不曾後悔。
後來聽說台大有個城鄉所，官大偉就會三不五時跑去城鄉所修課，他意識到相較起流體力學、大地工程等自然科學的學科，他對於探討人與空間、人與土地關係的課程更加有興趣。「不過我還是在土木系，土木系還是念得不好，成績還是太爛，所以我後來又被退學了。」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一樓一景
迷茫的終點，人與土地研究的鑰匙
由於年紀也到了，官大偉就先去當兵。某次收假，官大偉提早回營，發現寢室書桌上有本書，想著閒來無事，拿起來翻了幾頁，讀著讀著便唸出聲。官大偉被自己的聲音嚇到，「怎麼可以這麼入神？對著這本《空中英語教室》？」他發現不對，以前在陽明和台大，在擁有豐富知識的學術殿堂裡，他都待在牆外，而現在，在一個軍營裡面，唸《空中英語教室》？「我到底在幹嘛？」
1990年代末的台灣，先後經歷修憲、原住民正名運動等重大制度的變革，當初街頭遊行的諸多訴求已逐漸體制化。在這個民主化運動的後期階段，官大偉意識到若想對原住民族事務有所貢獻，已經不需要依靠街頭衝撞，最需要的其實是足夠的知識涵養。「必須有更多的論述，去跟這些已經制度化的事情對話，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過去運動的熱情只會被吸納到體制裡。」官大偉決心去念研究所。
隨著台灣的本土化運動，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也從過去對中國少數民族的研究，轉向台灣在地化的原住民研究，開始吸引一批原住民學生前來就讀，也包含官大偉的學長姐們。「如果我關心的是人與環境這件事，我當然可以從環境與土地的角度切入，我也可以從人的角度切入，」官大偉加重說話時的力道，「但是，我覺得我更需要從人的角度切入，因為我對自己的認識太少了，對自己族群文化的認識。」他想著，如果空有一套城鄉規劃的技術，但卻缺乏對自己族群文化的深入理解，這樣的自己可以做出什麼改變？
決定要報考政大民族所後，官大偉就在部隊裡熬夜念書，放假時也沒踏出營區過。某次早點名，營長發現官大偉沒出現，也沒派人叫他起床。就在即將退伍的八月，官大偉考上政大民族所，九月正式入學。
研究的樂趣與轉向，與地理學相遇
「進入民族系的研究所之後，我好像找到一把鑰匙，看到那個光。」官大偉感覺自己真的找到念書的樂趣，他開始閱讀大量文獻，從中看到過去不同國家對於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的研究過程與結果。除了老師規定的文本外，他開始自己找資料，翻譯成中文，帶到課堂與同學討論。也因為大學時期參與社會運動的經歷，讓他知道原住民議題中，土地也是關鍵。因此，除了民族系所的訓練課程，他也選修地政系的課，幾乎佔了選修學分的一半以上。
2001年，政府通過原住民族保留地開發管理條例草案，將原住民部落登記為原住民族保留區土地所有權的「共有」團體，土地經營管理由部落共同進行。因此，官大偉以尖石鄉為田野，以原住民保留地共有制度施行基礎為題，研究公共資源自主治理模式的土地經濟學模型，從中分析如何在避免土地過度利用的情形下，建立公共資源治理規則。
在碩士班的後期階段，官大偉就萌生繼續攻讀博士班的想法。獲得台北市政府短期出國的獎學金後，在口試委員——台大地理系張長義老師的建議下，官大偉前往有著原住民研究傳統的夏威夷大學遊學三個月。回國後，一邊在中央研究院從事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調查計畫，同時應張長義老師邀約，參與原住民傳統領域研究工作。
接觸地理學研究後，官大偉發現用模型分析人類社會的現象，往往帶有預設的理論框架，而這種前提會過慮掉許多可以探討的社會細節。相較起土地經濟學及過往學習的任何學科，地理學包含更多人文取徑，含蓋自然與人文的觀點，能更加深度地看待人地關係。「我發現用模型的方式去解釋，已經沒辦法滿足我去思考人與土地關係這件事情了。」因此官大偉決定前往夏威夷大學攻讀地理博士學位。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官大偉教授
田野中的關係，研究作為一種行動
進入地理博士班之後，田野技巧越加磨練，也得到新的體會。「最大的啟發就是『關係』；作為一個研究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夥伴與田野的關係，田野關係又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
碩士開始就回到原鄉進行研究的官大偉，博士班同樣回到部落，研究泰雅族與河流的關係，探討流域治理及現行制度面臨的問題。由於自身的泰雅族身分，也因為早期參與原住民運動，從事研究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這份熟悉度，使官大偉多了一份民族經驗的共同性，容易產生共鳴，很容易就能得到部落其他人的信任與幫助。但也由於社會親屬網絡的關係，幫助官大偉理解族人思考方式的同時，也可能受到自身文化驅使而被蒙蔽。「所以，我認為需要更多對話與對照。」
田野中各種現象也同樣有著關係網絡，看似普通的歌謠，歌詞表面講述工作生產過程，背後是一套宗教倫理，倫理強化政治制度，進而驅使族人使用這樣的社會分工進行土地經營。「他們就是彼此相關，所以看到關係很重要，可以用更全貌的觀點看待人地關係。」
從研究者自身出發，理解田野中研究材料在何種關係下產生，便是反身性（reflexivity）思考。「如果所有東西都與關係有關，那我做研究是為了什麼？」官大偉想著，如果拿到學位後，就把研究放在圖書館，離開田野？「還是說，研究本身可以變成一種行動？當研究作為一種行動本身，那麼，我就必須與田野中的夥伴，共同解決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這是官大偉在博士班不斷思考的事，也是最後得到的啟發與體會。
官大偉辦公室一角
以身為度，在田野中與學生互相學習
拿到博士學位後，官大偉回到政治大學民族學系任教。從民族學系本身對人的關懷，結合地理學訓練，加上博士班修過文化研究學程中政治相關課程，官大偉開設民族政策、民族地理、社區自然資源管理、社區製圖傳統領域調查、生態知識等課程。除了持續充實民族學及人類學等知識以應用在教學上，官大偉也適時帶入地理學觀點，諸如GPS、GIS等製圖學的工具，也讓學生透過實際傳統地名調查、製作立體模型等田野訓練課程，讓地圖成為與部落對話的工具與平台。官大偉認為這樣的課程設計，可以讓學生從人的角度出發，同時帶入地與空間的觀點。而這些學生進入碩士班的研究階段，也帶著地理學工具，結合民族學的方法，回到自己的部落，做出許多富含田野深度與敏感度的精彩人地研究。
官大偉很重視田野，其中帶領學生回到原鄉——尖石鄉的課程已有十年時間。除了讓學生實地感受外，他也認為這是一個自我學習的機會，「由於我的學生不一定都是原住民，我就會更要求說，從他們的身分跟經驗來看事情。」
「我們常說原住民被捲入平地的資本主義市場，這是很大的論述，可是到底怎麼發生的？」尖石鄉除了原住民族群外，也有許多客家人及其他族群。經由訪談，他們得知許多客家人皆是在戰後初期，因為糧食缺乏及社會動盪的因素，輾轉離開平地。這些躲到山上，沒有土地的平地人，有些跟政府租地做佃農，並開設雜貨店，原住民則會拿香菇及木耳，前往雜貨店交換米及鹽，後來甚至扮演木材商的角色，收購原住民砍伐的竹子和杉木，下山去賣。雜貨店則成為山上原物料轉送到平地的節點。「我們不能總是覺得原住民就是被壓迫者，非原住民就是壓迫者，來這邊搶土地這種二分法，他們很多都是迫於無奈。跟著學生的視角，就比較能跳脫單一族群的視角來看事情。」
田野也是另一種不同知識表述型態的教學場域。「我們都太習慣老師在上面，學生在下面這種視覺化的上課方式，而且節奏很快。」曾經邀請部落耆老來課堂上分享，官大偉卻發現在部落侃侃而談的耆老，在課堂上卻不知所措。不同於在學校上課會直接給予授課大綱，再分點講述細節；部落耆老講事情習慣帶人親臨現場，在故事發生的地點分享故事。「這是我們在教室學不到的，用身體感受去學習，重不重要？我覺得很重要。」
「在田野中你才會看到老師穿短褲，跟學生一起吃飯，他們會看到老師的另一面，我覺得這也幫助我更貼近我的學生。」跟學生在田野中朝夕相處，使得官大偉能與學生深談，進而更了解彼此。「有些學生在上課時是無精打采的，可是他到田野裡面，變成一尾活龍，非常投入，跟人又很聊得來，每天晚上都打逐字稿打到三更半夜。有沒有這種人？有耶！所以能看到學生不一樣的潛力。」官大偉認為田野除了是另一個不同身體感受的教育場所外，也是重新認識對方，重新開啟更多學習方式的場所，「不只有學生學習，我也同時跟著學生一起學習。」
學生送的生日祝福，每年不斷累積
人類學與地理學，給地理系學生的話
文化地理學者和人類學者就像一對失散多年的兄弟，自幼被教使用不同的語言。
(Grossman, 1997:126)
人類學和民族學中有環境人類學、民族地理等學科；地理學則有人文主義地理學、文化地理學等，「我們對於我們所處的世界應該同時抱有兩種不同的能力，地理學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整合性的學科，只是在人文學科的科學化過程越來越分散。人類學從人的角度出發，地理學從地的角度出發，兩者的共同介面就是人地關係。」
「地理學真的是一個很好去貼近原住民知識的機會，因為原住民知識本來就是place based（根基於地方的）。」官大偉舉政治生態學中的研究方法——follow the things，跟著一顆蘋果走，看蘋果被種植後如何被收成，如何被交換，利潤如何被分配，發覺背後政治經濟的現象，讓理論邏輯自然浮現。「我們要去看現象，跟著現象去堆疊，邏輯就會慢慢浮現，避免用過多的理論框架去看事情，地理學有這樣的取徑，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去貼近原住民知識很重要學科。」
除此之外，因為地理學也有自然地理的面向，提供跟現代的其他科學知識對話的機會。官大偉的研究中，也有與師大地理研究地形學的沈淑敏老師合作，從泰雅族地名出發，探討背後命名的邏輯；沈淑敏老師則從地形學角度出發，將泰雅地名與自然地理系統中的地形對照。「這就是一種對話方式，看出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不一定就是截然的二分而互不相干的。」
官大偉勉勵學生也同時勉勵自己，必須把握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對話的機會，「地理學本來就提供這樣的機會，這樣的能力可以幫助我們用更廣闊的角度理解人，理解不同的文化，我覺得應該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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