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本文為「地景、文化與權力之課程：學生期末報告」系列文章）

林宏祐（地景、文化與權力修課學生）

 

Carl Ortwin Sauer出生於1889年的平安夜，他的家族與當地小鎮多數家庭一樣，為德國移民的後裔。由於西元 1848 年革命的失敗，許多德國知識分子離開德國，前往美國避難。美國的大城市如費城、芝加哥、聖路易斯等地，以及密蘇里州、明尼蘇達州等的鄉村地帶，因為這波移民朝，儼然成為德語盛行的地區，Sauer的德裔身分對他日後的研究有深刻的影響。Sauer的父親在Warrenton鎮上擔任音樂與法文教授，母親則在鎮上的學校幫忙。Sauer的兒童時光即在Warrenton小鎮成長，家人任職的學院、鎮上學校 等為他兒時回憶的重要元素。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Sauer一家人搬回德國老家，接受兩年的教育，爾後再回到Warrenton繼續求學之路。

大學時期他分別就讀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與芝加哥大學，而在芝加哥大學的學術訓練讓他走入地理學領域。他師從當時著名的地質學者Rollin Daniel Salisbury以及地理學者Ellen Churchill Semple，但那幾年的經歷讓他對於當時美國地理學界盛行的學說有所質疑，漸漸地遠離芝加哥大學的學術群體。不過，儘管他日後以〈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反駁Semple的思想，但他坦承這位教授仍是他在芝加哥大學時最喜歡的老師。自芝加哥大學畢業後，他任職於密西根大學，開啟他對美國中西部地區的研究，研究重心為土地經濟與土地利用。他在西元1920年所發表的《The Geography of the Ozark Highland of Missouri》，至今仍是區域文化研究的典範。他被聘為地質學領域的教授，但他選擇開設人文地理學的課程，把地理學的其他領域引進密西根大學，一時之間成為師生之間的話題。

西元 1923 年，他來到他的學術生涯最重要的一站：柏克萊大學。從1923年至1954年，他擔任柏克萊大學地理學系主任，培養出許多美國地理學界的學者。在柏克萊大學任教時，他常常帶領學生至美國西南地區與墨西哥進行田野調查，甚至是整個拉丁美洲的區域研究，形成以他為首，著重於歷史取向的地理學與文化研究的柏克萊學派(Berkeley School)。西元 1925 年，他發表一篇重量級的學術論文：〈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他在文中書寫他對環境決定論的疑慮，他認為是人類決定自己的命運，對 人類在地表上能動性的理解是地理學界的原則。這篇論文引發往後美國地理學界的大改變，「文化」從此進入美國地理學社群對於地景的敘述。

直到他於西元1957年受柏克萊大學獲頒「名譽教授」並正式退休前，他發表大量的期刊論文，西元1962年由他的學生John Leighly編輯成論文集《Land and Life》。他的研究所關懷的領域有土地利用、美國西南地區與墨西哥的史前文化、人類與美國農業的起源與發展、美國中西部地區的資源利用以及拉丁美洲文化與人口歷史的概述等。另外，他也對於當時美國地理學的教育與未來提出他的見解。當他退休後，他出版四本書籍， 針對早期歐洲人對新世界周遭的大西洋海域與加勒比海的探查，以及歐洲文明如何衝擊美洲原住民社會進行書寫。他熱衷於野外的調查，享受追尋過去人類的足跡，沉浸於對動植物、地表的細緻觀察。他極力呼籲當代地理學家應該要「弄髒他們的雙靴」，從實際的考察中收集資料。

Sauer在離世前，深受當時歐美地理學的景仰。他曾經二度擔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的會長，榮獲多國地理學界的獎章。西元1975年7月18日，他以85歲的高齡逝世，留下他在地理學界、人類學界等領域的成就與影響。

 

開啟文化地理學新的一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

對美國地理學界來說，1925年是關鍵的年代。鑒於對當時主導美國地理學界的環境決定論(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即「人的行為受制於環境」此一論點的不滿，他主張獨創性與文化才是主要的驅動力。大學時期他師從芝加哥大學地理學教授Ellen Churchill Semple，但他並不支持她所教導的，來自德國地理學家Ratzel提倡的「環境控制、形塑人類命運」的論點。他於西元1925年發表〈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 堅決地否定美國地理學界的主流思想。

對Sauer來說，「地景」(landscape) 一詞並不只是觀察者所看見的單一實際景象， 而是所觀察到的不同景象之間共有的特點。換句話說，地景具有普遍的含意。由於每一個地景有其主體性，且同時與其他地景之間存在關聯，因此要對地表上不同的地景做出有條理的呈現是相當艱鉅的任務。

地景並不只是眼前所見的自然景觀。Sauer認為地景的特性取決於眼前顯眼的形式， 他以當時德國地理學家Passarge的話，來說明地景真正的內涵：所謂地理學式發問的目的，是要正確地再現地表的土壤、醒目的岩體、植被、水體、海岸線與大海，以及當地的動物群。然而，不可忘記的還有當地人類文化的展演。以地景的角度來看，地景不再只是由自然景觀，由自然地理學所強調、注重的地形、水文等構成。相反地，在說明何謂地景時，更應該強調人類生活的紋理，而非以往美國自然地理學界主流的地貌景觀。Sauer主張地景的內涵不僅僅是「自然界」的景物，而必須從地表的特徵向外延伸，將地表上人類文化展演的結果納入地景的討論。

既然地景不再只是自然景觀的描述，那要如何區分與解釋自然地景與文化地景呢？Sauer認為地理學是奠基於地景的自然與文化元素，因此地景的組成可見於一地的自然特性，而那自然的性質對人類，以及他在地方的使用具有重要的意義。地景的組成可分為二種：一為場域(site)，另一為文化的展演(cultural expression)。前者的概念已經在植物生態領域發展得相當成熟，例如我們所指涉的「森林場域」，並不單單指涉森林所在的位置，而是就森林的生長而言，它與所在位置之間的關聯。在這層意義上，所謂「自 然地區」(physical area)是人類在一地之中可支配的自然資源的總和。人們可以開發它、忽略它，或是藉由剝削的方式減少它的存在；後者則以狹義的地理學角度去看待文化，意即人類文化在一地之上的烙印。我們可能將人類想成是與一地之間存在某種關係，而在此觀點下，地景的二元畫分便不存在。

圖1：自然地景的形成過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自然地景與文化地景

地景持續在發展、解構和取代的過程，自然地理學家傾向於將當代的自然地景追溯至地質最初的時代，並從彼時一步一步地將地景的改變推演至今。然而，Sauer主張人類對於地表的改變以及他們對於地表景物的利用，才是主導地景改變的力量。在人類文化出現前的地景，我們可稱之為「原始的、自然的地景」。這樣的地景在當代許多地方已不復存在，但它的重構與理解是地景型態學的首要部份。對Sauer來說，這些屬於地質學領域的早期地表事件，即人類尚未出現的時代，僅是作為釐清對地景具有巨大影響的自然性元素，彼此之間的關係的描述工具。相對地，文化地景不斷地在改變，可能是某個文化的進展，抑或是被其他文化所取代，而地景的自然條件則是這些改變發生的基準。自然與文化地景的分野，是決定地區的重要性以及人類活動特性的基礎。

Sauer透過自然地景與文化地景中各個元素之間的關係，繪出兩種地景形成過程的 圖表，來呈現兩種地景各自的因子、形式與結果(圖 1)。Sauer以地質性(geognostic)、 氣候性(climatic)作為因子，經由長期的演化，呈現出氣候、土地、海與海岸、植被、土壤等形式，而這些形式即為自然地景的一部份。在構成自然地景的因子中，氣候性因子占主導的地位，以直接或是藉由植被來展現它的影響；自然地景的各個面向並不是被單一地看待，而是觀察它們與其他種類之間的關係與在地景中的位子。

 

文化地景的型態學

自然地景時常遭受人類的改變，而人類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型態因子。在文化的表現中，人們利用、改變或破壞自然地景。對於文化地景的研究，大部分仍是未知的。當時的植物生態學的研究成果對人文地理學家有相當大的影響，因此文化型態學(culture morphology)可能又被稱為「人類生態學」(human ecology)。彼時的研究去除掉生理的生態特性或個體生態學，並尋求群集生態學中的相似之處。然而，雖然生態學一詞具有型態學與生理學的意涵，但Sauer認為既然已經捨棄環境對地景影響的主流思維，便不需要以「生態學」一詞來稱呼，而用「型態學」一詞應用於文化研究則較為適當。型態學(morphology) 一詞取用於德國文學家歌德，意涵著人類與自然中有機體的成長與過程。Sauer 認為地景的各個面向，包含自然與人文，在時間的尺度上是彼此相關聯的，而非一味地受環境機制所主宰。

受到當時美國人類學界的影響，Sauer視文化地景的特徵為所有人類在地表上活動的結果。在這個定義下，文化地景並不考慮文化作用於地景中的習俗、信仰等過程中的細節，而是專注於人類在地表上的紀錄。文化地景的呈現方式有人口(population)、住宅(housing)、生產(production)、交通(communication) 等，而人口又可細分為人口密度(density)與人口移動(mobility，包含季節性的遷徙或是被迫移居他鄉)；住宅可細分成住宅計畫(plan)與結構(structure，包含散布於鄉村的田野之間，或是村莊或城市中集合型的住居)；生產則以不同類型土地的利用，如農場、森林、礦場或是那些被忽視的地區等。文化地景是被一群有文化的群體在自然地景上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作為驅力(agent)，而自然地景作為媒介，文化作用於自然地景後的結果即是文化地景(圖 2)。受到文化的影響，地景隨著時間的改變而發展，最終可能會抵達發展循環的盡頭，或是在異文化的引介之下，地景又會進入新的循環，抑或是在舊的地景殘留之上，形成新的文 化地景。地景猶如一張覆寫的羊皮紙，呈現著過去人類的存在，後世的文化建立或根基於在前世的文化之上。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地景提供文化地景形成所需要的元素，固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是真正的驅動力是文化本身。在寬鬆的自然條件限制下，人類擁有許多回應環境的選擇，而這就是所謂的「適應」(adaptation)。經由適應所發展出來的文化，是人類在環境的棲居與地景之間所營造出來的和諧，而這並不是由自然所加注其中的，而是文化的展演結果。

圖2：文化地景的形成過程（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總結上述所言，Sauer在美國地理學界盛行環境決定論時，他引進當時歐洲的地理學觀點，並結合人類學界對於文化的看法，將地景當作是一個有機體。在此假設之下，地景中人類與環境不斷變化的關係得以被觀察、測量與記錄，而文化在產生於人類一方的轉變中扮演關鍵角色。對Sauer來說，文化是這些轉變的動態驅力。然而，他並不強 調或關注文化產生與其內部運作的機制，而是純粹描述這些有機體變化中的結構，也就是文化的結果(outcome)。他所主張的地景研究，或是地理學的任務，是在區隔地景的構成元素與這些元素所經歷的改變的前提下，系統性地描述地景的形式。

即使Sauer對文化地景的看法，在今日的地理學界飽受批判，回到臺灣這座小島，仍可見到相似的論述。以原住民的生態智慧為例，原住民長期與自然共存，他們熟悉自然世界的運作，對於動植物的特性與他們獵場的地勢等的理解都一清二楚。在長期遭到殖民政權的壓迫，原住民的生活領域大幅地縮減，他們的文化也漸漸在主流文化的侵襲下慢慢地消逝。為了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與復振他們的文化，外界與原住民社群內部開始將他們與大自然共融的生活習慣，以「生態智慧」稱呼之。舉凡像是以他們對於潮間帶的熟稔作為工具，帶領民眾進行潮間帶生態的教學，這樣的模式便展現了外界所稱「原住民族的生態智慧」；又或者，許多原住民族有狩獵的文化，而他們打獵的習慣、對於 動植物的判斷，或者狩獵的禁忌等，即便那些僅是原住民長期與自然培養出來的生活模式，但外界以生態學的觀點，認為這類的做法是落實環境永續的方法之一，因而以生物多樣性公約中對生態維護的思維，為其貼上「生態智慧」的標籤。以Sauer的地景理論框架來看，原住民所展現的傳統文化形塑出「生態智慧」的地景，透過傳統的實踐，地景中的自然在原住民文化的作用下，呈現生態體系動態的平衡。儘管在人類學或地理學界已經不再以這類論述為主流，但大眾社會仍將原住民冠上「大自然的守護者」，忽視 他們與自然世界之間更多元的互動面貌。

 

Carl Sauer 地景理論的貢獻與批判

Sauer在1925年發表〈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前，美國地理學界深受環境決定論主導。德國地理學家Friedrich Ratzel受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影響，他在1897年所發表的政治地理學(Politische geographie)便以達爾文的論點，將當時的政治實體進行分類。他把國家看為一個有機體(organism)，說明每一個生命的存活都需要一個「生存空間」(lebensraum，living space)，以便獲取與利用賴以維生的物資。當一國的人口增長，對於維生物資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因此需要更多空間，各國便必須為了生存而競爭。在他的脈絡中，只有西方列強能夠向外擴張，東方與其他較次等的文明僅能落入被殖民的結果。Ratzel的觀點與環境決定論成為歐洲地理學界的一支主流，但像是Paul Vidal de la Blache等法國地理學家並不認同Ratzel的說法。他主張「環境可能論」(environmental possibilism)，意即環境提供多樣的選擇，人們得以根據他們的文化與科技選擇如何與環境共處。兩支歐洲地理學思想的派別分別影響美國地理學界，Sauer在芝加哥大學的地理學教授Ellen Churchill Semple便師從Ratzel的思想，在其於1903年發表的著作《美國歷史與地理狀況》(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Geographic Conditions)中，她認為地球上不同的區域造就了人類不同的「氣質」，不同緯度的民族展現出優劣的性格。然而，Sauer並不認同環境決定論的論點，並逐漸遠離當時的美國地理學界，轉而投入Paul Vidal de la Blache等人的學說，並在任職於柏克萊大學時引進美國。他藉由〈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一文，開啟美國地理學界的新視窗，將「文化」與「分布學」(chorology)帶入美國對於地景的討論之中。然而，更重要的影響是這篇文章抨擊了主流的環境決定論，即使主流思想並未馬上消失，但自從1925年後它便逐漸遭到邊緣化，在二十年後不再被地理學界所認可。Sauer的思想影響了他在柏克萊大學任教時(1923-1957)的學生，逐漸形成當時美國地理學界新主流的「柏克萊學派」。

雖然Sauer的地景觀點開啟當時對地景新的想像，但在1970、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學興起後，他的觀點開始受到抨擊。對於Sauer最早的批判為1939年，美國地理學家Richard Hartshorne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年鑑(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發表〈The Nature of Geography〉一文，批評Sauer以及他的學派的論點，但Sauer的理論受到可觀的批判，始於1980年由地理學家James Duncan所撰寫的〈The Superorganic in American Cultural Geography〉。Duncan受教於Sauer的學生David Sopher，但他反對將地景視為有機體的假設，並認為Sauer的文化地景為「超有機體」 (superorganic)。「超有機體」一詞為英國哲學家史賓賽(Herbert Spencer)所創造，並為Sauer的人類學家同事Alfred Kroeber所採用。根據Kroeber的理論，現實有四個層次：無機層次(inorganic)、有機層次(organic)、心理層次(psychological)與社會或文化層次(social or cultural)，而每個層次都有自主性。他認為文化是一個超越人類的實體，且不 能從單一個人的觀點來論。Duncan認為Sauer與其學派使用超有機體的概念，將文化視為主導地景變化的唯一驅力，並將文化內部視為同質，接納文化決定論的觀點。

另一股批判文化地景的力量，來自於1980年代末期，在英國發揚光大的新文化地理學(New Cultural Geography)。新文化地理學有別於傳統的文化地理學，加入了許多社會科學的理論，包括人文主義、後結構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而衍生出許多派別：文化馬克思主義 (cultural Marxist)  學者如Denis Cosgrove、Stephen Daniels等人以史學的視角關注地景中的勞動與過往的鄉村地景；文化唯物主義 (cultural materialism)學者如Peter Jackson等人則著重於當代都市文化景觀。雖然關注的面相不一致，但他們一致地否定傳統文化地理學對地景的看法。文化被視為是流動的動態過程，不僅僅是單純反映社會，還反過來建構了它；地景也不僅是一個實體的人造物，而是鑲嵌著許多含意，必須基於歷史與社會脈絡解碼。對於地景中隱含的性別、階級等符碼，新文化地理學者也強調應重視地景中權力的施展與差異。

 

結語

何謂地景？對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地理學家，地景是自然景觀，是今日自然地理學所討論的地形、水文、岩石與動植物等。然而，屏棄大學所接受的地理學專業，投入歐洲地理學思想的懷抱，Sauer把「文化」引入美國地理學界，推翻當時學界主流的地景想像。雖然Sauer的理論與他開創的柏克萊學派在二十世紀晚期受到新文化地理學的批判，當代地理學家也不再為此感興趣，但不可抹殺的一點是他對當時美國地理學界的貢獻。作為二十世紀帝國主義者榨取、控制殖民地的工具，地理學深陷環境決定論的泥淖，而環境決定論是支持、正當化殖民者行為的毒藥。Sauer憑一己之力，透過對地景的新詮釋，讓環境決定論自此沒落。雖然他的理論不再受到那麼多的重視，但當把視野拉回臺灣時，可以發現文化地景的影子仍然在台灣的主流論述中出現。也許我們要為臺灣的地景提供可行的解釋時，可以思考看看Sauer的論述是否會是最好的詮釋工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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