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注：本文為「地景、文化與權力之課程：學生期末報告」系列文章）

陳怡君（地景、文化與權力修課學生）

 

不同的人類學家會用不同的方式描述田野如何向自己展開，但當他們意識到書寫不再是一種真實的再現，民族誌方法學便再也無法將田野視為靜止不動的一個地方，與此同時，人類學家自身也不該是被動、單向的接收者。田野跟人在觀察當下便在互相轉化，形成一組極為特殊的關係。

在反思民族誌方法的人類學家中，英國的Tim Ingold的書寫算是很貼近「自身要向世界敞開」這類很海德格的說法——說來很現象學，我們讀行文的確也能察覺他受身體現象學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空間詩學》作者Bachelard影響甚深。

Ingold老先生在2013年、也就是他65歲之際，出版了一本談田野方法的書《Making》，可看作他多年教學的總結。只見第一章〈Knowing From The Inside〉開頭慎重交代：要認識你自己。再往下不過幾行，遇到的句子倏而詩意：「要理解事物，你必須在事物之中長成，也讓它們在你之中生長。」（To know things you have to grow into them, and let them grow in you.）這——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在讀過該書後，想先這樣描述整體印象：

 

「想像一名研究者走在沙地上，遇到一處沙丘，他蹲下來，雙手舀起一瓢沙，再看著沙粒從空隙中灑落。他從口袋中拿出筆記，開始記錄沙地的植披生態、沙丘的形式、沙粒的質地，還採集樣本想要帶回去，然後筆記翻過一頁，開始跟人搭話，記錄當地原住民的農耕、採集和生活方式⋯⋯要是他抬起頭，往回看，就會發現自己沿途走過的足跡，引來的目光，四處小小的騷動，形成一次事件，加入沙地的日常動態中。

他的觀察就是一次介入，但他不會想到要記錄自己在沙地做的事情。他的眼睛、手、皮膚接觸到各種難以言明的感官刺激，他在沙地上能做的調查，跟在山上的動作肯定不一樣，然而他忽視那些觸動，只因為其太微小、太私人，在採樣、調查、記錄等一系列流暢的身體動作中不值一提。

他抬起頭，打量自己觀察的對象，又低頭檢查筆記的資訊，但這一刻，對沙地的身體感知紛紛湧上來：風不曾停息，鼻間跟皮膚的乾燥缺水狀態、小蟲子的騷擾、日曬在皮膚留下的暖意和泛紅、鞋底跟腳掌間的沙粒摩擦、在外面一整天的疲勞以及與當地格格不入的突兀裝備，這種臨時停留的狀態，不斷移動視線，接觸到不同事物，並且製造出各種大小活動的自己，究竟是怎樣的存在呢？」

 

《Making》一書中談論許多課堂上的田野方法和操作式定義。他區分「現場」的人類學以及「書寫」的民族誌兩種研究方法，人類學是要在某處學習，而民族誌書寫則是攸關地方紀錄的再現問題。他在此處尤其強調在場的體驗，好比人類學要求參與式觀察以及敏銳的感知。這大概可以想成他對人類學晚輩的期許吧：觀察作為一種反身性的實踐，同時也改變了研究者自身，因而你能與你劃定的田野一同變化及成長。

翻閱著這本小書，我可以聯想到近年不乏普及書籍談「以身為度」等概念，關注田野的技藝，批判理解他者的倫理和認識論，但談到人類學家所談的「自身」，或者以自己的身體作為一種方法，Ingold卻是我在這類學術閱讀中，偶然間遇到的第一個學者。等到碰上人類學知識史的再現危機（representation crisis）及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討論時，才後知後覺地知道Ingold也牽涉其中。

Tim Ingold（Source: NAAD）

 

簡介Tim Ingold學術生涯動向

不管是人類學家研究非西方的原始社會，又或者是地理學家繪製地圖、觀察地形，在Tim Ingold這位長期探索人與環境關係的學者眼中，人類怎麼使用感官、工具去與世界相遇（encounter）， 便是自然與人文學科知識建立的前提。

若是想在短時間內說明Tim Ingold的思想特色，我會列出經濟人（economic man）、寓居（dwelling）、製作（making）及感知（perception）四個關鍵字，其中理由在於：西方長期將人視為會實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個體，但Ingold認為的人，則刻意與經濟人的預設做出區辨。或者多說一句，這也許是在擴展經濟人的意義，就算是目的性改造，也不會僅限於實用意義。人在生產過程中固然是將自然環境資源轉換成商品，但和自然並非只限於馬克思所謂的生產關係。他認為若從現象學觀點去看生產過程，耕種、採集、製作器物、居住、移動等活動不只是對一個地方目的性的改造，寓居（dwelling）會反映人在大地上的存在樣態（the manner in which we humans are on the earth），同時日常生活中出於某種目的，會因應不同生產活動使用工具，在製作的過程中與工具的關係、所改造的物質又形塑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

Ingold在一九七〇年代接連取得劍橋人類學學士及博士學位，在芬蘭東北方Skolt Saami展開田野工作，便長期關注北歐（芬蘭）、極圈（包含美洲北部及西伯利亞）的原住民社會和生態環境議題。早期論文發表，便是關注薩米族（Saami）鄉村經濟—生態的生產關係，以及戰後生活型態的衝擊及變化。他以芬蘭薩米原住民族研究為基礎，發展出包括勞動、芬蘭北部拉普蘭地區薩米人的環境與認同、芬蘭北部的馴鹿放牧與飼養、芬蘭北部農業經濟、遷移及農村人口減少、技術變革下的社會與環境等相關研究。

他原本畢業後先是在北歐任教，接著到曼徹斯特大學教了幾年，在1999年擔任艾伯登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社會人類學系主任，也是該系創設的元老人物，往後他就一直在這裡教書，現為艾伯登大學社會人類學系名譽教授。而在1990年代後他的學術成就得到英國的高度認可，在1990-1992年曾擔任英國皇家人類學學會期刊《Man》的編輯，並於1997年入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1999年擔任社會人類學英國科學促進會人類學及考古學部的部長，並且在2000年入選愛丁堡皇家學會院士。

艾伯登大學的學者網站上，Ingold詳細列出自己的理論興趣，也能看出他學術的發展的幾個路徑：人類學及心理學的生態研究途徑（Ecological approaches in anthropology and psychology）、獵人-採集者及鄉村生活的比較人類學（comparative anthropology of hunter-gatherer and pastoral societies）、人-動物關係（human-animal relations）、人類學、生物學及歷史的演化理論（theories of evolution in anthropology, biology and history）、文化、社會生活中環境感知的生物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研究途徑（relations between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es to culture and social life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等等。

而在Google Scholar網站中，Ingold引用數前幾名的論著都牽涉到對環境認識論的批判。引用數最高的一本書《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收錄二十三篇論文，分成生活（livelihood） 、寓居（dwelling）及技能（skill）三個部分，談論人跟環境的關係（打獵、採集、信仰、記憶）、人如何打造環境（居住、移動、尋路、航行）以及人在利用自然資源打造環境時怎麼發展出知識及技術文化（工具、技術、語言）等幾個層次。

Tim Ingold四十多年來對環境—生產議題的關注，其背後概念的繫聯，可看作對西方傳統認識論自然／文化二元對立的某問答版本。在《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第三章〈Hunting and Gathering as ways of perceiving the environment〉中，他並非在說有個文化之外、純粹不受干擾的自然，而是注意到人類學者在描述部落社會時，始終是在西方文化（Culture）的架構下，區分出西方社會的文化（culture）/自然（nature），以便去對照、凸顯非西方社會的一種混雜狀態：他者的自然跟文化怎麼區分就此成為難題。看起來有點像是在詭辯，但這既是現今本體論轉向的重要問題，實務上也更是人類學家進入田野、研究遙遠社會時不斷思考的工作。在描述原住民利用自然環境的方式時，人類學家想到民族誌書寫中的差異及凸顯，已經不能等同寫下眼前所見。

 

與地景研究的對話

再現、畫框與地景

儘管Tim Ingold不是地理學家，但他對地景（landscape）、空間（space）、環境（environment）等重要分析概念深感興趣。就跟地理學家一樣，他也關心如何擺脫地景研究的二元論。地景並非如Daniels及Cosgrove在《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所說：一處地景是一幅圖像，一種再現的形象化方式或者是符號化的環境（a cultural image, a pictorial way of representing or symbolizing surroundings）。至此地景不是心靈之眼梭巡其上所想像出來的圖面，也不能將地景視為陌生化、浪漫化的認識結果，這樣的說法就好像有一片雜亂無序的自然，被動等待外在人類秩序的強加（the imposition of human order）。

《Making》第六章〈Round Mound and Earth Sky〉中一小節 The eye of the wind 提到一則畫框實驗，正好體現出他對再現地景觀的批評。Ingold帶著他艾伯登大學的學生，拿著一個畫框到戶外的高處，要他們從畫框看出去，眼前仍是一片山丘底下的森林，沒有畫框，似乎沒有分別，森林會被看作森林。可是當他們拍下照片時，畫中畫卻出現了。這時照片中的這座森林，不再只是那座山丘下的森林，而是用以指涉那座山丘下的森林。這個實驗揭示了地景作為某種劃定邊界以及確認視覺上的某種整體性的意義。Ingold和學生的討論，得出不是畫框將風景轉成一幅畫，而是平面的圖像化（pictorialisation）將眼前風景轉化為地景，進一步使得我們將它理解為一種再現。這樣的操作使得我們誤以為地景只跟觀看有關，從而忽略其他理解地景的方式。

 

觸覺的眼睛、現象學與地景

同在 The eye of the wind 一節最後，人們畫定框架所看到的地景，這種觀察極其有限。由此Ingold揮別透視法視覺造就的整體觀，並帶入現象學式的思考。森林中看見樹的人不會看見森林，他只會看見一棵又一棵的樹，連續地無盡展開。Ingold認為所謂認識，便是要走進去，看見樹林底下相互糾纏的狀態。只有在山丘上才能看見所謂的整體，而身處其中、掌握箇中細節的人無法理解整體圖像，樹林應該要被視為某種聚集體（aggregate）。樹是集結一起生長，我們要放棄從遠方看見奇觀就以為掌握某種整體性的假象。他在此引用地理學家也很喜歡的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的文字，「要深處前進，就像風吹過去晃動了森林」（Lefebvre 2004: 80）。觀察應該要是森林裡一陣風似的概觀（a wind’s-eye view of the woods），風的眼睛不會看著樹，而是漫遊在它們之中，輕輕搖晃樹，搔刮表面。我在此也想學Ingold引用建築師Pallasmaa的話，這句很現象學式的形容，凸顯這種視覺觸摸多麽詩意：「The eyes of the skin」。視覺不再是遠距離的、透視法的觀看，自此眼睛能摩挲事物表面、輪廓和邊緣。

 

人的移動過程與地景

地理學傳統上是由西方的調查者、地形繪製者在異地調查中思考怎麼再現一個地方。Ingold提到這種使國家治理者能夠掌握大量資訊的方式，不免使人想到索緒爾語言符號學當中的能指（signifer）及所指（signified）概念：一個地方與一張地圖之間建立起專斷、抽象的連結，一張地圖自此能跟一個地方的各個點對應。這種鳥瞰的視角，並不能理解人在空間中生活的經驗。

地景之所以形成，固然可以從現象學的層次去談寓居（dwelling）及在世存有（Dasein），但Ingold的談法，能將看似很抽象、難以言說的經驗，自此能跟物質生產過程連結：寓居可以是「居住在一地的人每日在土地上的例行公事」。人類生命是時間推移的過程，生命過程同時也是地景形成的過程。

在〈The temporality of the landscape〉這篇文章，Ingold提到時間與地景的關係，並強調時間跟空間都是重要的向度。為了要整合時間跟空間，他更提出taskscape的概念，強調人類勞動在一個地方留下的長期痕跡。地景並非是一個能被填滿的空間容器，也不是地理學上一個可以被客觀記錄的研究對象。你可以把人在地景裡的移動想成是一趟旅程，一個人從A點到B點的行動中通過（cross over）無數地方，這種連續性移動的經驗並不會去區分個別的地點。對地景的感知關乎穿梭其中。

 

人與物質的關係：製作（making）與認識

人類學家怎麼看見：人在環境其中跟物質展開的合作跟協商？物不會說話，可是圍繞著物的種種描述跟實作卻述說了人類的故事。在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裡，想像一個物件的過去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認識物的方式就是和當中物質屬性搏鬥，那些很細微的感覺，很難被記錄下來。Ingold因此特別琢磨於打造出器物的方式。他不時描繪人怎麼感受到物質的頑固，在接觸之際則重新建立對物的認識。

製作（Making）是凸顯物的某種特性，而且是怎麼改造都無法撼動的——物質的頑強。柳枝在風中搖曳，看似柔軟，但這樣的柔軟卻不是可任意塑形的泥土，或者是可以揉出汁液的葉片。在他試著用柳枝編織籃子時，便注意到必須利用柳枝的堅韌，比如必須跪在地上，彎折柳枝，全身肌肉都要與柳枝的堅韌對抗。說柳枝柔軟跟堅韌並不矛盾，用人力在編織籃子時，這兩項屬性並沒有在製作過程中消失。因此藝術、工藝的製作不只關乎美學形式的錘鍊，更進一步說，是人與物要糾纏到什麼程度，物才能誕生。

有對柔軟之物的糾纏，也有對堅硬之物的摸索。Ingold深入探究「認識」的過程：這是理解到眼前所見之物具備某種屬性，以片面代替整體，對物建立單一清楚的定義，以便掌握它。我們視這種片面為本質，便是忽略不同的認識也可能對所見之物做出不同的詮釋，甚至翻新原來指涉的意義。好比人類學家見到眼前的紀念碑經古不滅，便推論其石材質地非常堅硬，遠古人類才會選擇這種石材來製作紀念碑。但這樣的詮釋卻是建立在石頭的屬性古今皆然，不會因人而改變。眼前紀念碑所選用的石材，也可以被理解為：這是這個地區裡比較好塑形的石材，其他更堅硬的石頭，按照當時工具的性能，原始部落恐怕沒有處理的能力，更無法拿來製作紀念碑。石頭的石頭性（stoniness）不是可單獨存在的本質（essence），有其歷史脈絡，而更是一段人與物的認識關係。

 

結語：想像人是沒有邊界的真菌人（mycelial person）

在2015年〈From science to art and back again: The Pendulum of an anthropologist〉一篇回顧四十年學術生涯的文章中，Ingold反思他對人的想像、對人-自然關係的反思源自真菌學家父親的研究實作。他一度鉅細靡遺描述父親走到家附近的水邊採集真菌，分類和操作顯微鏡的種種步驟。人在微觀尺度之下看見——真菌在顯微鏡下顯現了美，這種童趣跟生機觸動了他。他提到自己之所以當初沒有選擇成為生物學家，便是排斥當時的生物學和量化革命。他所理解的研究方法應該是要注意到人與研究對象互相互相影響的關係，而不是把實驗對象化為大量的統計數字，在純然抽象層次上作科學研究。

Ingold的生物學背景也使他提出「真菌人」（mycelial person）觀念，跳脫人與自然的二分，想像一種共生的關係。從真菌學的突破性發展，他注意到生物的實體可能並不是那麼邊界分明，真菌能以腐生、寄生和共生的形式過著異營性生活，在別的生物體內生長，但是從新陳代謝或者是能量活動的痕跡來看，他們真的是可以分割的兩個生物體嗎？而換句話說，人真的能跟周遭環境清楚區分嗎？或者我們也應該把自己視為寄生在某種生物系統下的生物，依賴著環境的機能，同時新陳代謝並不是完全封閉的內循環，而是身體不斷在與外界交換資訊、吸收養氣、排除廢物、細胞再生，這些活動不應該視為內、外空間的區隔，而是某種連結。

這些不一定會寫在論文裡的種種事情，容易輕忽，卻至關重要。我們不妨想像一種利用環境資源的人，想像一種使用工具的人，再到想像一種邊界更加開放的身體感，這樣的哲學遊戲也不斷在提醒讀者：要嘗試消弭西方人類中心主義，以及保持對自身所屬學術體系的高度批判。

 

參考文獻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in Dwelling, Livelihood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Ingold, Tim, 2013,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Abingdon, Routledge.
Ingold, Tim, 2016, From science to art and back again: The pendulum of an anthropologist, ANUAC, 5:5-23.